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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两名80后抵押房产投资大学生初创企业

发表日期:2022-05-13 12:18  作者:admin  浏览:

  刘春松静静地坐在办公大平面的角落里,眼睛紧盯着电脑——每一个需要寻求新中欧投资支持的项目,都要经过这个副总裁的把关。在大平面上与他一同工作的下属们不会知道,这个极为严谨、对项目风险把控极谨慎的“老总”,曾经也“疯狂”过。

  5年前,刚从学校毕业的他以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身份,陪着几个同龄的应届生一起四处找贷款。“(小额贷款公司)连利率都懒得跟我们谈,直接就被拒了。”在四处融资无门的情况下,金融专业科班出身的他,和基金会另一个上海年轻人一起,分别将自己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拿出来作担保,为上述大学生初创企业贷款150万元。

  这家初创企业,现在的名字叫“泰坦科技”——它在2012年、2013年分别融资1.03亿元,最新一轮的融资目标是1.5亿元,它的年营业收入约3亿元,净利润约10%。

  “现在科研人员做一个项目的时限越来越短,有的项目只给6个月时间做,但为了等一个紧俏试剂,有时就要一两个星期。你说,他们愿不愿意多花几十元、100元来尽早买到试剂?”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的会议室里,泰坦科技总裁张庆正向一家投资公司的代表介绍企业概况。

  泰坦科技是一家专门为科研机构和人员提供科研试剂、仪器仪表、安防耗材、特种化学品的企业,用时下流行的术语简单概括,它就是一家科学服务提供商。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谢应波,每次在公开场合发言时,都不忘带上一个“大学生科创基金投资人抵押房产帮忙融资”的故事。

  这个故事,总是最能打动人。包括谢应波本人在内的6个泰坦创始人,都是出生于1981年、1982年的80后,而那两个傻乎乎抵押房产帮他们创业融资的“投资人”,与他们也是同龄人。

  抛开2006年创业时,一帮创始人的“低龄”不谈,泰坦这家公司直到现在,也极年轻。它现有200多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员工,其中约1/4的员工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。2009年时,面对这群创业大学生,谁会愿意冒险借钱?

  别看现在的张庆西装革履,与人谈融资至少都是上亿元的“大手笔”,创业早期,他也曾为了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融资头疼过。彼时,泰坦的创业团队成员坐着地铁四处找钱。谈过小额贷款公司、银行、基金会等数十家单位,基本处于无人应声的状态。

  刘春松至今仍记得张庆第一回打电话来找他融资,“人彻底懵了,急得快哭了的感觉”。那时的泰坦,着急要钱周转,但越是着急、越提出高利率诱惑,就越是没人愿意借钱,再加上大家本身就对大学生初创企业存在不信任感,贷款极难。

  那时,就连具有政府背景的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(下称科创基金会),要找钱也非常困难。刘春松说,最后是与该基金会有合作关系的泰隆银行拿出150万元,但要求贷款方有固定资产抵押。

  泰坦的6个创始人那时正集体“群租”在一间三室两厅房屋内,根本没有可以抵押的“不动产”。科创基金会的好朋友刘春松和王萌各自抵押一套自有住宅,才贷下款来。“我就是认人,亏了也认了。”刘春松说。

  泰坦的6人团队,其实在大多数投资人眼里,是不应该“认”的。这个创始团队人数太多,稳定性不足。投资人最喜欢的团队,应该只有一个到两个创始人,这样的团队决策效率高、船小好“调头”。

  华东理工大学对门的楼园小区,是这个6人团队最早的窝。2009~2012年,泰坦的6个创始人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租金,租住在此。出乎大多数投资人意料的是,这6个人,从2006年毕业创业至今,从未分开。

  刘春松告诉记者,泰坦是他从事投资行业以来,见过的股东股权最平均的一家公司。但这,严格意义上来说,不是一件好事,“按道理,应该是有一个主导者占大部分股权,有一个人能说了算。太平均的话,大家谁说了都不算”。

  张庆也证实,在创业初期,一些风投机构代表来公司考察,“(风投)看到你有6个人的创业团队,立马就闪”。

  这或许就是应届生创业的“坎儿”,他们谁都没有创过业,谁都不太懂得股权分配方面的门道。但同时,这也是应届生的优势所在。“很纯真。他们有一个自己心中默认的负责人,一切行动都能协调好,没那么多功利心态。”刘春松说。

  6个应届生创业,给自己开了极低的工资。第一轮融资前,人均月薪1500元;第一轮融资后,人均2500元;第二轮融资后,涨到了七八千元。

  张庆说,创业初期“股权平均”虽然间接影响了融资,但这一做法却直接作用于创业成功的概率,“大家股权均等,每个人都把公司当自己的公司在做,每个人都负责一块内容、带一支团队,做事不给大局埋地雷”。

  前一阵子,泰坦要从原本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搬到自建的6000平方米的新工厂,6个创始人齐上阵,利用国庆长假,愣是把几万只小瓶装的试剂送到了新址,“这些产品又小又贵,我们舍不得啊,怕找工人搬给弄碎了。”国庆长假,张庆说,6个股东每天早上六七点开工,晚上十一二点完活儿,每一个品类产品的库位都是他们亲自安排的。

  泰坦之后,刘春松再没干过抵押房产投资初创企业的“傻事”,“这种模式不可复制。”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大学生初创企业远没有投资界人士说得那么“不值一提”。

  在一个天使投资人与创业型企业云集的会场上,一名有着10多年投资经验的“老天使”告诉记者,他反对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,他也不会把钱浪费在大学生初创企业身上。“成功率太低,不值得。”在投资人与创业企业交换名片环节,他也当面提醒那些不到30岁的、年轻的创业者,“一毕业就搞企业太难,我们不会投的。”

  但实际上,记者注意到,在美国的硅谷、东部的麻省,以哈佛大学、斯坦福大学、麻省理工为代表的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,业已建成。以哈佛大学i-lab实验室为例,青年学生们可以把自己“异想天开”的点子递交到实验室,无论多么“不靠谱”的项目,都会有专门的业内教授被派来指导,初始阶段,就会有天使投资的介入。

  最新的一个案例是“蟋蟀零食”。哈佛的4个学生想到用蟋蟀做成薯片状零食的点子,得到i-lab导师的辅助,如今已成立SixFood公司,获得了Kickstarter(美国最大的公众集资公司——记者注)资助,吸收了1300人投资的7万美元资金。该项目如今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核准,计划推出海盐、碳烤、芝士3种口味的蟋蟀薯片上市。

  但在我国,投资人却对大学生初创企业“敬而远之”。这种现象,在政府方面的推动下,正逐步得到改善。

  以上海专投大学生毕业5年内初创企业的科创基金会为例,刘春松告诉记者,它迄今投资的1000多个项目中,“死了”1/3,“勉强活着”1/3,另有1/3“活得不错”,“有的是小买卖,卖个猪蹄、搞搞培训,一年挣个几十万元,也算可以”。

  刘春松认为,大项目不可能送上门来,自己培育的“小项目变大”才最靠谱,因此,他坚持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。

  他现在所在的新中欧创投,就是科创基金会下辖的一个投资机构,这个机构现在被作为科创基金会的一个接力基金来使用,“过去科创基金非盈利,投一个项目,扶持好了,就原价退出,创业失败,钱就算了;现在不同了,新中欧是市场化的创投,我们投一个项目,将来成长好有收益了,就把收益要回来,再反哺到科创基金里”。

  这只接力基金对科创基金的贡献极大。刘春松说,科创基金最初只有政府拨付的5000万元,如今在接力基金的“接力”下,已经成长到10亿元,“这就充分说明,大学生初创企业挺靠谱的”。

  刘春松静静地坐在办公大平面的角落里,眼睛紧盯着电脑——每一个需要寻求新中欧投资支持的项目,都要经过这个副总裁的把关。在大平面上与他一同工作的下属们不会知道,这个极为严谨、对项目风险把控极谨慎的“老总”,曾经也“疯狂”过。

  5年前,刚从学校毕业的他以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身份,陪着几个同龄的应届生一起四处找贷款。“(小额贷款公司)连利率都懒得跟我们谈,直接就被拒了。”在四处融资无门的情况下,金融专业科班出身的他,和基金会另一个上海年轻人一起,分别将自己位于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拿出来作担保,为上述大学生初创企业贷款150万元。

  这家初创企业,现在的名字叫“泰坦科技”——它在2012年、2013年分别融资1.03亿元,最新一轮的融资目标是1.5亿元,它的年营业收入约3亿元,净利润约10%。

  “现在科研人员做一个项目的时限越来越短,有的项目只给6个月时间做,但为了等一个紧俏试剂,有时就要一两个星期。你说,他们愿不愿意多花几十元、100元来尽早买到试剂?”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的会议室里,泰坦科技总裁张庆正向一家投资公司的代表介绍企业概况。

  泰坦科技是一家专门为科研机构和人员提供科研试剂、仪器仪表、安防耗材、特种化学品的企业,用时下流行的术语简单概括,它就是一家科学服务提供商。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谢应波,每次在公开场合发言时,都不忘带上一个“大学生科创基金投资人抵押房产帮忙融资”的故事。

  这个故事,总是最能打动人。包括谢应波本人在内的6个泰坦创始人,都是出生于1981年、1982年的80后,而那两个傻乎乎抵押房产帮他们创业融资的“投资人”,与他们也是同龄人。

  抛开2006年创业时,一帮创始人的“低龄”不谈,泰坦这家公司直到现在,也极年轻。它现有200多名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六七岁的员工,其中约1/4的员工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。2009年时,面对这群创业大学生,谁会愿意冒险借钱?

  别看现在的张庆西装革履,与人谈融资至少都是上亿元的“大手笔”,创业早期,他也曾为了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融资头疼过。彼时,泰坦的创业团队成员坐着地铁四处找钱。谈过小额贷款公司、银行、基金会等数十家单位,基本处于无人应声的状态。

  刘春松至今仍记得张庆第一回打电话来找他融资,“人彻底懵了,急得快哭了的感觉”。那时的泰坦,着急要钱周转,但越是着急、越提出高利率诱惑,就越是没人愿意借钱,再加上大家本身就对大学生初创企业存在不信任感,贷款极难。

  那时,就连具有政府背景的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(下称科创基金会),要找钱也非常困难。刘春松说,最后是与该基金会有合作关系的泰隆银行拿出150万元,但要求贷款方有固定资产抵押。

  泰坦的6个创始人那时正集体“群租”在一间三室两厅房屋内,根本没有可以抵押的“不动产”。科创基金会的好朋友刘春松和王萌各自抵押一套自有住宅,才贷下款来。“我就是认人,亏了也认了。”刘春松说。

  泰坦的6人团队,其实在大多数投资人眼里,是不应该“认”的。这个创始团队人数太多,稳定性不足。投资人最喜欢的团队,应该只有一个到两个创始人,这样的团队决策效率高、船小好“调头”。

  华东理工大学对门的楼园小区,是这个6人团队最早的窝。2009~2012年,泰坦的6个创始人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租金,租住在此。出乎大多数投资人意料的是,这6个人,从2006年毕业创业至今,从未分开。

  刘春松告诉记者,泰坦是他从事投资行业以来,见过的股东股权最平均的一家公司。但这,严格意义上来说,不是一件好事,“按道理,应该是有一个主导者占大部分股权,有一个人能说了算。太平均的话,大家谁说了都不算”。

  张庆也证实,在创业初期,一些风投机构代表来公司考察,“(风投)看到你有6个人的创业团队,立马就闪”。

  这或许就是应届生创业的“坎儿”,他们谁都没有创过业,谁都不太懂得股权分配方面的门道。但同时,这也是应届生的优势所在。“很纯真。他们有一个自己心中默认的负责人,一切行动都能协调好,没那么多功利心态。”刘春松说。

  6个应届生创业,给自己开了极低的工资。第一轮融资前,人均月薪1500元;第一轮融资后,人均2500元;第二轮融资后,涨到了七八千元。

  张庆说,创业初期“股权平均”虽然间接影响了融资,但这一做法却直接作用于创业成功的概率,“大家股权均等,每个人都把公司当自己的公司在做,每个人都负责一块内容、带一支团队,做事不给大局埋地雷”。

  前一阵子,泰坦要从原本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搬到自建的6000平方米的新工厂,6个创始人齐上阵,利用国庆长假,愣是把几万只小瓶装的试剂送到了新址,“这些产品又小又贵,我们舍不得啊,怕找工人搬给弄碎了。”国庆长假,张庆说,6个股东每天早上六七点开工,晚上十一二点完活儿,每一个品类产品的库位都是他们亲自安排的。

  泰坦之后,刘春松再没干过抵押房产投资初创企业的“傻事”,“这种模式不可复制。”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大学生初创企业远没有投资界人士说得那么“不值一提”。

  在一个天使投资人与创业型企业云集的会场上,一名有着10多年投资经验的“老天使”告诉记者,他反对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,他也不会把钱浪费在大学生初创企业身上。“成功率太低,不值得。”在投资人与创业企业交换名片环节,他也当面提醒那些不到30岁的、年轻的创业者,“一毕业就搞企业太难,我们不会投的。”

  但实际上,记者注意到,在美国的硅谷、东部的麻省,以哈佛大学、斯坦福大学、麻省理工为代表的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,业已建成。以哈佛大学i-lab实验室为例,青年学生们可以把自己“异想天开”的点子递交到实验室,无论多么“不靠谱”的项目,都会有专门的业内教授被派来指导,初始阶段,就会有天使投资的介入。

  最新的一个案例是“蟋蟀零食”。哈佛的4个学生想到用蟋蟀做成薯片状零食的点子,得到i-lab导师的辅助,如今已成立SixFood公司,获得了Kickstarter(美国最大的公众集资公司——记者注)资助,吸收了1300人投资的7万美元资金。该项目如今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核准,计划推出海盐、碳烤、芝士3种口味的蟋蟀薯片上市。

  但在我国,投资人却对大学生初创企业“敬而远之”。这种现象,在政府方面的推动下,正逐步得到改善。

  以上海专投大学生毕业5年内初创企业的科创基金会为例,刘春松告诉记者,它迄今投资的1000多个项目中,“死了”1/3,“勉强活着”1/3,另有1/3“活得不错”,“有的是小买卖,卖个猪蹄、搞搞培训,一年挣个几十万元,也算可以”。

  刘春松认为,大项目不可能送上门来,自己培育的“小项目变大”才最靠谱,因此,他坚持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。

  他现在所在的新中欧创投,就是科创基金会下辖的一个投资机构,这个机构现在被作为科创基金会的一个接力基金来使用,“过去科创基金非盈利,投一个项目,扶持好了,就原价退出,创业失败,钱就算了;现在不同了,新中欧是市场化的创投,我们投一个项目,将来成长好有收益了,就把收益要回来,再反哺到科创基金里”。

  这只接力基金对科创基金的贡献极大。刘春松说,科创基金最初只有政府拨付的5000万元,如今在接力基金的“接力”下,已经成长到10亿元,“这就充分说明,大学生初创企业挺靠谱的”。